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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憲法的發展歷程

            發布時間:2021年12月16日  來源:全國人大  

            1921年7月,在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的年代,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沿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前進,走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中國共產黨始終圍繞“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一初心使命前進。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基本保障,是建立一個穩固的、強大的人民政權、人民國家。憲法乃世之經緯、國之重器,是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最為堅實的制度保障,是最根本的國家共識。憲法,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中一以貫之的政治理想,是人民政權、人民國家最堅強的法治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回顧我國憲法制度發展歷程,我們愈加感到,我國憲法同黨和人民進行的艱苦奮斗和創造的輝煌成就緊密相連,同黨和人民開辟的前進道路和積累的寶貴經驗緊密相連。”“兩個緊密相連”的重要論述,對于我們學習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理解百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尋找人民的憲法,制定人民的憲法,直到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心路歷程,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一章 尋憲 

                  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開辟前進的道路。制定和實施一部真正的人民憲法,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權利、謀求民族復興的不懈追求,更是中國共產黨初創之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孜孜不倦的追求。憲法的本質問題,是建設一個怎樣的政權,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憲法問題在中國提出始于晚清。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實現民族復興,很多人寄希望于模仿西方憲政制度模式立憲救亡、變法圖存,但最終都沒有取得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力量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要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就必須徹底推翻剝削階級統治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制度,建立全新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政權,真正實現由人民當家作主,切實保障人民權利。

                  蘇維埃運動——人民政權、人民憲法的探索與實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大革命走向失敗。大革命失敗后,集中體現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是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28年4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此時,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中國革命。1928年9月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建立蘇維埃政權。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蘇維埃運動在中國大地上蓬勃興起。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召開,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紅色政權。會議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的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毛澤東同志提筆寫下:“蘇維埃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是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通過召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吸收工農群眾參加政權。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具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意義。

                  《憲法大綱》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是一份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斗爭的革命宣言,它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革命力量,并通過憲法性文件的形式明確了革命斗爭的方式以及革命最終的目的,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并指明了堅定的政治方向,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真正“順時順勢而應人”,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斗志。

                  抗日戰爭——新民主主義國家構想的提出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開辟并鞏固人民革命根據地的同時,繼續尋求和探索中國的憲法之路,繼續領導人民擬定自己的憲法性文件。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中提出,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1941年11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中國共產黨與各黨派、群眾團體按照“三三制”組織抗日民主政權,實行參議會制度,將邊區的工農民主專政性質的政權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參議會既是民意機關,也是最高政權機關,政府和法院由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些實踐,為新中國的國家政權機關的建設和憲法制度的建立積累了經驗。

                  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建設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建設一個新國家的構想。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其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應該是怎樣的,這個國家的前途是什么等問題,作了系統的回答,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嶄新的社會形態——新民主主義社會。

                  關于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毛澤東同志指出,“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關于未來中國的國體,毛澤東同志指出,“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

                  關于未來中國的政體,毛澤東同志指出,“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

                  抗日戰爭勝利之時,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同志立足于中國當時的實際,就未來的國家制度指出了方向:“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物,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解放戰爭——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呼之欲出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依舊高度重視政權建設。1946年4月23日陜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通過《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對于建設解放區,鼓舞人民斗志,支持全國解放戰爭起了重要作用,并對建國后制定憲法以及現行法律制度建設提供了經驗。

                  在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權,而以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這個人民大眾組成自己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建立代表國家的政府,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于人民的國家及其政府的領導。在將來,革命在全國勝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應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1948年4月30日,國內形勢已發生有利于人民的巨大改變。在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解放戰爭取得全國勝利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會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奪取民主革命的最后勝利和由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一系列重大方針問題;并為這種轉變,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重要的準備。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往北平。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毛澤東同志指出:“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強盛的道路。這是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團結奮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礎,這也是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1949年6月30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之際,新政權建立在即,毛澤東同志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旗幟鮮明地提出,“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中國,現階段,(人民)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對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對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至此,中國共產黨通過28年的偉大革命,取得了全國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和洗禮中,也已經尋找到一條確定的、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的國家政權模式和建設道路。萬里長征完成了第一步,中國人民的憲法就在眼前。

                  第二章 制憲 

                  1949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于推翻了反動統治、取得了革命的最終勝利,新的問題擺在了中國共產黨的面前,那就是如何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一個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與革命時期的憲法性文件相比,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制定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的目標和任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變成了立即宣告人民政權的合法性并穩定全國的局勢,進而解決如何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一步鞏固人民政權,使新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事業得到發展。

                  共同綱領——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文件

                  為此,在新中國即將誕生的重要時刻,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和制定共同綱領的問題開始提上議事日程,制定一部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一致接受和遵守的共同綱領,成為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的基礎性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是新中國的建國綱領,它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以及國家各個領域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和制定憲法以前,具有臨時憲法的作用。

                  《共同綱領》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總結中國人民100多年來,特別是近20多年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經驗,從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的建國綱領。它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包含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最低綱領,即在當前階段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任務,同時,又在基本大政方針上同黨將來制定社會主義的綱領相銜接。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共同綱領》成為規范和衡量全國一切黨派、團體、個人的行為活動的共同準則。

                  社會主義革命——制憲時機已經成熟

                  《共同綱領》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但畢竟是臨時性的。制定一部完整意義上的人民憲法的任務被提了出來。這個任務的提出與新中國面臨的形勢和法制建設的需要密切相關。新中國面臨的形勢最突出的就是中共中央決定領導人民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社會發展的重大變化,使《共同綱領》的性質和內容已明顯難以適應客觀形勢的需要了。從法制建設的角度看,在國家即將進入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之時,制定一部新時期的最高法即憲法也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通知》,指出擬于1953年間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20次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

                  原定在1953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由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醞釀以及1953年我國部分地區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而推遲到了1954年。在這樣的背景下,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毛澤東赴杭州休假并著手主持起草憲法草案。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澤東帶領憲法起草小組在杭州著手起草憲法草案。在來杭的列車上,他曾對隨行人員說:“治國,須有一部大法。我們這次去杭州,就是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這件立國安邦的大事。”1954年1月15日,毛澤東同志致電劉少奇并中共中央各同志,通報憲法小組的憲法起草工作計劃,還開列了十種關于中外各類憲法的書目,要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中央委員抽時間閱讀。

                  隨后,毛澤東同志為起草憲法確定了“以事實為根據,不能憑空臆造”的指導思想。當時中國的實際就是“中國人民已經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革命斗爭中取得了完全勝利的事實,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已經鞏固地建立起來了的事實,就是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的強有力的領導地位,開始有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的事實”,“從這些事實出發,這部憲法只能體現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因而它是屬于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

                  1954年3月至6月,形成了憲法草案修正稿。3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的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區,各省、市、自治區和50萬人以上的省轄市,廣泛地進行對憲法草案(初稿)的討論。

                  1954年6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憲法草案全文,并在次日發表題為《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地展開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社論。全國有1.5億人參加憲法草案的討論,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共收到對憲法草案的意見52萬多件??梢哉f,這個憲法草案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

                  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首部人民憲法誕生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決定進行普選,召開由人民普選產生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成立了以劉少奇為主席的中央選舉委員會。至1954年5月,我國人民已經在25個省、內蒙古自治區、西藏地方、昌都地區,3個直轄市,2216個縣和相當于縣的行政單位,163個市,821個市轄區和220466個鄉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此外,還建立了65個縣級以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踐探索和建設,為憲法的制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制憲時機成熟。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同志在大會的開幕詞中說:“我們這次會議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是標志著我國人民從1949年建國以來的新勝利和新發展的里程碑,這次會議所制定的憲法將大大地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9月20日,1197名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一天,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的形式公布了這部憲法。

                  1954年憲法是保證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它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革命斗爭歷程中的領導作用,以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它正確恰當地結合了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原則性和逐步過渡的靈活性,不僅鞏固了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歷史成果和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上、經濟上的新勝利,而且把實際生活中已經發生的重大社會變革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反映了過渡時期國家發展的根本要求和全國人民通過實踐形成的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意愿。它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這是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一個良好開端。

                  第三章 新憲 

                  新中國自1954年制定第一部憲法以后,先后于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對憲法進行過三次全面修改。1975年全面修改憲法,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它雖然堅持了1954年憲法的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但同時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存在著嚴重的缺陷。1978年憲法由于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未能對“左”的指導思想進行全面的清理,其內容也不能適應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巨大變化。國家和人民需要一部符合國情、符合實際、體現時代要求的憲法,一部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憲法,一部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憲法。

                  偉大的歷史轉折——現行憲法出臺的歷史背景

                  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提出,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他強調,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現了撥亂反正,將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打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1979年初,中央開始醞釀對憲法進行全面修改。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提出,中央正在考慮進行的重大改革,其中一項就是向全國人大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他說:“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等。關于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也將在憲法上表現出來。”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了關于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督ㄗh》指出,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從那時以來情況的巨大變化,許多地方已經很不適應當前政治經濟生活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需要對憲法作比較系統的修改。9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議》,決定由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修改憲法工作,提出新憲法的修改草案。鄧小平指出:在憲法中要理直氣壯寫四個堅持;要寫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寫民主集中制;要寫民族區域自治。鄧小平的談話,為憲法的修改指明了方向。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此后,1982年憲法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均以此決議為依據?!稕Q議》是經過中央長期考慮并經過廣泛討論修改的,對于一些爭論很久的事情作出了明確定論,憲法修改不爭論問題而是把可定的定下來。

                  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現行憲法的誕生

                  從1980年9月到1982年4月,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憲法修改委員會在廣泛征求各地方、各部門、各方面的意見基礎上,擬訂了憲法修改草案,并提請1982年4月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后全文公布交全國人民討論。之后,憲法修改委員會根據全民討論的意見,又對憲法草案作了修改完善。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彭真在會上作關于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對憲法修改的基本內容作了說明,與會代表進行了認真討論、審議。12月4日,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憲法繼承和發展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總的指導思想,對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對國家機構的設置和職責范圍,對今后國家的根本任務等最重大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成為新時期安邦治國的總章程。憲法序言回顧了一百多年來中國革命的歷史,從中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億萬人民在長期斗爭中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憲法四次修改——實現憲法穩定性與適應性的統一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促使我國的憲法制度不斷完善發展;同時這一時期,現行憲法的四次部分修改,又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憲法法理基礎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必須盡快制訂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198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憲法個別條款作修改的建議。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這是現行憲法的第一個修正案,一共2條。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使黨的十四大新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向中共中央提出修改憲法的報告。黨中央于1992年11月12日批復同意,并很快批準成立了中央憲法修改小組。中央政治局經兩次討論后,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后,中共中央又向大會主席團提出了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補充建議。1993年3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共9條。

                  1997年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總結我國改革和建設的新經驗,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跨世紀發展作出全面部署。1998年,中央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在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五大精神的基礎上,組織草擬了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初步意見,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審定并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后,再次征求各方面意見。再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討論,形成了中共中央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并于1999年1月22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共6條。

                  2002年,黨的十六大全面分析了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和國家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科學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明確提出了21世紀頭二十年的奮斗目標和重大方針政策。200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2003年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根據新形勢之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要求,著手進行憲法修改工作。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工作。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共14條。這一時期的四次憲法修改,先后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兩個不同階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寫入憲法,確立它們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國家指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完善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土地制度,明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確非公有制經濟地位;規定國家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健全公民權利、社會保障制度,明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

                  同時,通過這一時期的四次憲法修改,國家已經初步形成了符合憲法精神、行之有效的修憲工作程序和機制。我國憲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大代表提議,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在這四次憲法修改過程中,初步形成的修憲工作程序和機制是:先形成《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草案)》,經黨中央全會(或者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和通過;再依法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和通過。

                  第四章 奉憲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把實施憲法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工作,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成為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尊崇憲法、奉行憲法、維護憲法成為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共識。

                  全面實施憲法——依憲治國、依憲執政

                  憲法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法律依據。中國共產黨把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

                  2012年12月4日,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后不久,習近平同志就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只要我們切實尊重和有效實施憲法,人民當家作主就有保證,黨和國家事業就能順利發展。反之,如果憲法受到漠視、削弱甚至破壞,人民權利和自由就無法保證,黨和國家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堅持黨的領導,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此后,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和黨中央文件中多次提及“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2018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憲法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舉行第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黨長期執政能力,必須更加注重發揮憲法的重要作用。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把國家各項事業和各項工作全面納入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軌道,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2018年憲法修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入憲,進一步鞏固黨的領導地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憲法必須體現黨和人民事業的歷史進步,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確認新成果、作出新規范,才具有持久生命力。自2004年憲法修改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又有了許多重要發展變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重大戰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論斷,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確定了新的奮斗目標,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重大指導和引領意義。

                  在黨的十九大文件起草和形成過程中,在全黨全國上下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過程中,都有許多意見提出,應該根據黨的十九大精神對我國現行憲法作出必要的修改完善,把黨和人民在實踐中取得的重大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成果通過國家根本法確認下來,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成為國家各項事業、各方面工作的活動準則。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啟動憲法修改工作,對憲法適時作出必要修改。為此,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作。根據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部署,2017年11月13日,黨中央發出征求對修改憲法部分內容意見的通知,請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在精心組織討論、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提出憲法修改建議。憲法修改小組認真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黨中央確定的總體要求和原則,深入研究、扎實工作,在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經反復修改形成了中央修憲建議草案稿。2018年1月18日至19日,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這是黨歷史上第一次用一次中央全會專門討論憲法修改問題。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高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國家的指導思想,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憲法修正案充實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內容,在憲法第一條第二款中增寫“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角度對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進行規定,有利于在全體人民中強化黨的領導意識,有效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工作全過程和各方面,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習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召開,明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指導地位。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順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要求應運而生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法治思想中關于新時代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思想,有政治方向、有思想方法、有制度建設,三位一體、博大精深,堅持制度設計和實踐創新相結合,揭示并遵循了新時代中國憲法發展規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實踐特色,是新時代憲法建設和憲法工作的根本遵循、理論指引、行動指南和思想寶庫。

                  習近平法治思想強調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黨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不斷提高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水平,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穩定性。各級黨和國家機關以及領導干部要自覺增強憲法法律觀念,善于運用憲法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各項工作。

                  習近平法治思想強調全面貫徹實施憲法,繼續完善監督憲法實施的相關制度。落實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保證憲法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在全社會弘揚憲法精神,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憲法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眾,使憲法實施真正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行動。

                  中國共產黨走過百年輝煌,“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共產黨依憲執政的實踐探索與光輝歷程就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科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憲法擁有著至上的法治地位和強大的法治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滄桑巨變的時代浪潮中能夠砥礪前行,頑強地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根本保障。要將我國的憲法和憲法制度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長期奮斗的光輝歷程緊密結合起來,同中國近現代史緊密結合起來。百年正是風華正茂,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仍在繼續,中國共產黨領導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永遠在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發展和完善人民民主憲法的腳步不會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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